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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以其精美的产品、长时间的生产历史、规模巨大的产量和广远的影响，成为陶瓷史中倍受人们关注的产品。因此，20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古代陶瓷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关注定窑的产地和来自产地的研究资料及信息。对定窑遗址的考古调查和研究与中国陶瓷考古的发展历程相始终。是开展工作比较多的窑口。
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就开始依据文献资料在河北中部寻找定窑窑址，根据“窑以州名”的认知，认为窑址在定州，结果考察未取得有价值的发现”。20世纪20-30年代，时在北平大学工学院任教的古瓷窑址研究的先行者叶麟趾先生，为寻找古代瓷窑遗址走出书斋，到田野中开展实地调查工作，1922年他在河北曲阳发现了定窑遗址，根据实地调查的工作，在1934年印行的《古今中外陶磁汇编》一书中首次报道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的剪子村（涧磁村）和仰泉村（燕川村）。
1941年，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根据《古今中外陶磁汇编》的记载，对定窑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调查了涧磁村和燕川村窑址，获取了一定数量的瓷片。同年他以《关于定窑遗址的发现》为题报告了窑址的情况。这批材料后来由东京根津美术馆结集出版。根据涧磁、北镇两村村民对若干年前窑址上瓷片堆积状况的描述，与小山氏所采集的瓷片的情况，使人感到，当年小山富士夫也许并没有到达过遗址的丰富区域。据言，小山氏是随着扫荡的日军到达窑址的，或许是时间和条件的限制使然。
新中国成立以后，故宫博物院在陈万里先生的率领下又两次调查了窑址，其成果大体是进一步确认了这里是定窑遗址的观点，并对一些只有窑址才能获取的信息，诸如窑具、窑炉等做了报道。在当时堪称重要材料，对陶瓷考古的产生起了较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