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郊祀祭坛
南朝的四位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363—422年）、齐高帝萧道成（427—482年）、梁武帝萧衍（464—549年）、陈武帝陈霸先（503—559年）均是通过前代禅让的形式而在建康城称帝的，他们仿照的都是如尧舜的禅让大礼，也就特别重视帝位更替的名义正统性，所谓“顺天应命”。因此，在他们即位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在南郊的祭坛郊祀祭天，行烧柴告天之礼，然后昭示天下。
永初元年（420年）夏六月丁卯，设坛于南郊，即皇帝位，柴燎告天。
建元元年（479年）夏，四月，甲午，上即皇帝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天。
天监元年（502年）夏四月丙寅，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类于天。
永定元年（557年）冬十月乙亥，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
郊祀作为国家祭礼，是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的重要吉礼之一，经历了两汉魏晋的制度孕育发展，南朝四朝对郊祀（含北郊祭地祇）礼仪都非常重视，在整体上体现了前后制度的因袭连贯性，并最终发展成熟。尤其到了梁武帝时，他命群儒广泛整理归纳，使吉、凶、军、宾、嘉五礼俱成，为认定相关礼仪，梁武帝还与众多习礼大臣的反复讨论，确立了很多前代未尽之事。例如，天监三年（504年），梁武帝钦定圜丘祭天和先农祈谷均在南郊坛，一年两祭，冬至日祀天，惊蛰曰祈谷，“圆（圜）丘自是祭天，先农即是祈谷。但就阳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阳气起于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谷时可依古，必须启蛰。在一郊坛，分为二祭。”
除了在南郊冬至祭天，正月祈谷的祭时及神主等差异外，有关南朝郊祀的史料记载基本上都倾向于同样的制度理解，即圜丘和南郊是在同一个祭祀之所，相应地，方泽（丘）和北郊也是同一的。包括每两年进行一次郊祀等制度，总体上来看，都是对两晋以来郊祀制度从简观念的延续。
其后，南陈虽有取舍，祭仪大体上均依照梁之旧制，并被后来的隋代沿袭下来。基于当时广泛的政治、伦理和文化需求，南朝的有关礼仪研究非常发达，从统治者至臣下往往都会对继承自前代的制度进行讨论，并按照自身要求进行了局部改良。
关于南朝相关郊坛实际位置的史料记载较少。明确的有，东晋在建康城东南方向巳地创立圜丘坛，刘宋是依样因循，虽然有过变动，但后来又被移回原处。东晋北郊坛原本在建康城北覆舟山（今南京九华山）之南，刘宋时也多次变动，后来也回到原处。此外，东晋永和年间在建康城之南筑雩坛祈雨，南齐明帝建武二年（495年）又在南郊坛旁边建雩坛。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南京东郊的钟山南麓，曾被评为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根据其出土遗物被推定为南朝时期遗迹。对此已有推测认为可能是刘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年）所建的北郊坛的遗址，但也有学者通过对此遗存的位置、形制等分析认为并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