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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Gallery of The Palace Museum Part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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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古代书法史上的“碑学”与“帖学”/006
顾恺之列女图卷/016
周日方挥扇仕女图卷/020
颜真卿楷书竹山堂连句册/024
杨凝式行草书神仙起居法卷/030
赵伯驹江山秋色图卷/032
李嵩货郎图卷/036
林椿果熟来禽图页/038
葛长庚草书足轩铭卷/040
赵孟頫秋郊饮马图卷/044
黄公望丹崖玉树图轴/048
吴镇渔父图轴/050
逎贤行楷书南城咏古诗卷/052
沈度楷书敬斋箴页/054
王绂墨竹图轴/056
解缙草书自书诗卷/058
杜琼山水图轴/060
沈周卧游图册(十七选四)/062
杜堇题竹图轴/066
文征明行书七律轴/068
陈道复草书七绝诗轴/070
谢时臣策杖寻幽图/072
仇英莲溪渔隐图轴/074
文伯仁万壑松风图轴/076
周天球墨兰图轴/078
徐渭水墨牡丹图轴/080
顾正谊江岸长亭图轴/082
丁云鹏三教图轴/084
董其昌关山雪霁图卷/086
董其昌楷书恭读翰林院箴诗轴/088
尤求品古图/090
袁尚统岁朝图轴/092
黄道周草书答王觉生途中见怀诗轴/094
陈洪绶童子礼佛图轴/096
张风北固烟柳图轴/098
王时敏山水图轴/100
王鉴四家灵气图轴/102
王翠仿巨然烟浮远岫图轴/104
恽寿平山水花卉图册/106
王原祁仿黄鹤山樵山水图轴/112
傅山草书临大令帖卷/114
王弘撰草书录语轴/116
梅清黄山天都峰图轴/118
朱耷秋林独钓图轴/120
石涛陶渊明诗意图册/122
汪士鈜行书访颜鲁公八关碑近作轴/130
万经隶书诗轴/132
陈枚万福来朝图轴/134
袁江山水楼阁图轴/136
丁观鹏无量寿佛轴/138
金农行书游禅智寺诗轴/140
罗聘药根和尚像轴/142
翁方纲行书诗文轴/144
华冠余世苓菽水图轴/146
黄易嵩洛访碑图册/147
阮元隶书七言联/156
张裕钊行书七言联/157
费丹旭夏仲笙像轴/158
任熊姚燮诗意图册/160
虚谷梅鹤图轴/168
赵之谦牡丹图轴/170
任颐云山策马图轴/172
吴昌硕牡丹水仙图轴/174
王芑孙行书轴/176
康有为行书轴/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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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pages of Th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Gallery of The Palace Museum Part VII (ISBN:9787800479441)

Sample pages of Th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Gallery of The Palace Museum Part VII (ISBN:9787800479441)

中国古代书法史上存在着“碑学”与“帖学”两大艺术流派。了解它们的起源、发展和各自的艺术特色,对于我们欣赏、研究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书法作品,很有必要。
“碑”是学术界对于古代石刻文字的通称。细分起来,有许多品类。
商周时候,人们把需要传之久远的文字信息铸在青铜器上,留给子孙。可是大家不久就发现,珍贵的青铜器作为邦国之宝,是战争的重要掠夺对象,被迁徙、毁坏或被重新熔铸的几率很高,作为信息的载体,谈不上十分安全。于是,“材巨形丰”,很难搬动,不易毁损,本身又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石头,逐渐代替鼎彝,被刻上了文字。
早期的石刻文字就刻在原始状态(或略作加工打磨)的大石块上,形制古朴,称作“刻石”。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公乘得守丘刻石”和秦国的“石鼓文”都是传世实物。汉代人正式打造成功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碑”——在光洁平整的大石板上镌刻应规中矩的文章,碑头碑座还以螭龙、赑屃等造型加以装饰,美轮美奂。这样的石碑不仅立在亡人的坟墓前,以尽孝道而致追思;而且还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如祭祀活动纪念、工程竣工纪念、表彰官员政绩、记录重大事件等等,需要长期昭告民众的政府文件、民间契约,也往往刻在碑上。儒家《六经》的标准版本,也被刻碑立于太学门外以供学人誊写校对,史称“石经”。汉末,曹操为制止奢侈之风禁立墓碑,于是便出现了将墓碑变形转入地下的“墓志”。佛教传入中国后,信徒以雕造佛像为功德,造像人在石窟寺壁、造像碑上或者像座、背光处刊刻题记,是为“造像记”。

Preface
中国书法与绘画艺术源远流长。它们同起源于原始符号,同在华夏文明的土壤中滋长,使用相同的笔墨纸砚,均以线条为基础的造型手段,追求共同的笔墨技巧和抒情写意的审美意趣。虽然尔后它们发展为两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前者更侧重抒写性情,后者更强调传神写照,但二者数千年来始终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书中有画,画中有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也正因此,书画艺术在诸多中国传统艺术门类中,至今仍历久不衰,欣欣向荣。中国书法与绘画艺术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表现方法和审美意趣,在世界美术之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晋唐宋元时期是中国书画艺术构建体系、创造经典的重要时期。晋代王羲之天才的创作实践大大提高了汉字新兴书体的艺术品位,成为后世书法审美的基准坐标。以顾恺之为代表的人物画创作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隋唐画坛在人物画继续发展的同时,山水楼阁、鞍马走兽等画科也相继繁荣,阎立本、展子虔、韩况等人的名作无不呈现一派恢弘富丽的盛世气象。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等楷书大家所确立的汉字结体用笔规范,影响深远,沿用至今。
五代两宋绘画更趋成熟完备,山水、人物、花乌名家辈出,风格崇尚写实,精能高雅。这与当时皇家设置画院、奖掖人才的措施以及文人士大夫阶层对艺术创作的广泛参与有很大关系。宋元的文人书家,强调在“守法”的前提下张扬个性,表现“书卷之气”,书法在实用的基础上被赋予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宋四家”和元代鲜于枢、赵孟烦皆为代表人物。同样,“元四家”高张“文人画”旗帜,提倡抒写性情,不求形似,为明清绘画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
明代是中国书画史上承前启后、流派纷呈的重要阶段。其书法绘画继承了宋元传统,在创作理论和表现技法上都取得了较大发展,并在不同阶段出现了以地域为中心的艺术群体,展现出丰富多彩的艺术面貌。明早期书法以“三宋”草书和“二沈”的“台阁体”楷书为代表;绘画则以戴进、林良等人粗犷纵肆的“浙派”、“院体”风格主导画坛。明中期以后,吴门(苏州)地区成为书画创作的中心,吴宽、王宠等人在书法上摆脱“台阁体”束缚,“吴门四家”以清雅淡丽为主的文人画风代替了宫廷中富丽堂皇“院画”;而陈淳和徐渭在写意花鸟画方面的创新丰富了绘画的表现形式与笔墨内涵。明晚期董其昌完善了书画创作理论,成为文人书画的集大成者,对当时及清代影响颇广;同时,“松江派”的赵左、沈士充,杭州的蓝瑛、陈洪绶,均能领袖一时,自具风貌,为明末社会动荡中的艺坛增添了一抹亮色。
清代书画在传承与创新中形成繁荣局面。清初王铎、傅山等书家承袭明末书风,以雄奇跌宕的挥写表露孤傲愤世的遗民心态,“康熙四家”清劲秀润的书风则承续着董其昌的遗韵;绘画上“四王吴恽”以摹古集大成而居画坛主流,“四僧”、“金陵八家”及“黄山画派”等则以自然为师而开辟山水新境界。清中期盛行崇古立新之风,刘墉、翁方纲等力追晋唐而带来帖学的繁荣,邓石如、伊秉绶等则以金石文字入书而渐开碑学之风;宫廷绘画以西画技法丰富中国画的表现形式,“扬州画派”又以张扬的个性为画坛注入活力。晚清书坛碑学愈盛,以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最负盛名;“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则以雅俗共赏的画风拉开近代绘画之帷幕。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丰富、系统的中国古代书画遗存。其中既有年代久远的稀世孤本,亦有各时代名家的代表作品,可以清晰地反映中国古代书法与绘画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了感受经典,分享中国书画艺术的高迈与神秘,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精深,我们将分批展出历代书画家的精品佳作,以供广大观众研究、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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