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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杨士惠凋入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后，研究所的工作环境为杨士惠的创作提供了更为理想的空问。研究所的学术氛围，使他可以彻底摆脱商业贸易对于产品类型的束缚，实现他在作品中对于“文人化”“雅气”的追求。不久，他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更加勤勉地工作，并利用美协组织的到各地考察、参观的机会认真观摩、学习、写生，开阔思路，积累素材，丰富创作形式，充实作品文化内涵。
社会地位与生活条件的改善却没有改变杨士惠对自身和家人的严格要求。拿着当时的“高工资”，却克勤克俭地生活。大多数人并不理解他这样俭省的原因。杨士惠自幼家境贫寒，很小便跟随父亲跑生意帮忙养家，自立之后，虽然曾以一技之长赢得业界青睐，但不堪的时局常常使其生活陷于窘迫，因而养成了他节俭的习惯。经济好转后，他把自家的余房无偿让与亲友，还资助经济贫困的朋友。他总是认为自己所获得的已经足够多，不应再过多地占有和索取。因此。他的子女并没有因为他的光环而受益，反而在专业学习和日常工作中受到他更加严格的要求和约束。他的子女传承了他的技艺，却没有取得过任何大师的称号，没有参加过职称的i平授，也没有参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士惠对子女要求严格，甚至会因为技艺制作而不分场合严厉斥责子女，连在场的同事都觉得过意不去。杨宗林先生和杨秀玲女士在回忆他们的父亲时都对此感触颇深，在他们的记忆中，父亲对技术、对质量一丝不苟，要求极严格，如果干的活他看着不行，他不先说哪儿不好，先要数落一顿、损一顿，不留情面，然后又会耐心细致地进行指导，帮助修改。因而，大家都既怵他，也格外尊敬他。（图1—27、图1—28）
20世纪80年代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很多传统工艺从业者受到高薪聘请到私企、乡镇企业去做活，但杨士惠坚决不去，他一门思为党、为公，也不让子女到外面去干活。他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行事必出于公心。他绝不私下接受外贸公司的高薪聘请，态度明确而执著：“我是公司的人，公司同意，我就去。”虽然在生活上杨士惠很疼爱自己的子女，经常星期天一大早就骑车去崇文门菜市场买菜，把子女们都招呼回来一起团聚，但在这类事情上，他却严加约束自己的儿女，叮嘱他们不许“抄肥”。（图1—29）
在家族中，杨士惠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上承祖父杨启海、叔祖父杨启元、叔父杨呈江的象牙雕刻技艺，下启杨士忠、杨士俊、杨宗福、杨宗林、杨秀玲、杨宗芳、杨淑珍等本家亲属、子女投身于此，在他的亲族中先后有超过20人从事象牙雕刻。
正式拜师的外姓徒弟有：王玉岐、张玉存、闫玉禄、丁玉亭、张玉华、夏玉海、马玉荣、时金兰等。丁玉亭是耿润田的徒弟，以做仕女成名，被称为“美人丁”，后师从杨士惠学习白菜、草虫等；王玉岐技艺全面，深浅浮雕俱佳；张玉存主要是铲活，作品干净利落；张玉华也以铲活为主，擅长花卉、蝈蝈白菜；夏玉海也以做花卉为主。时金兰是北京市象牙雕刻生产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一批学员，是杨士惠的入室弟子，跟随杨士惠学习的时间较长，技艺精湛，2005年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此外，经他教授、指导的艺徒、学员则难以计数。
正当杨士惠的创作处于黄金时期时，“文化大革命”却突然中断了他的专业创作。1967年，杨士惠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艺术创作的权利被剥夺，代之以接受批斗、写交代和检查材料，他搜集积累的大量资料，以及写生、速写、没汁稿等多被焚毁。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遭解散，杨士惠被下放到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厂接受劳动改造，这总算是不幸之中的一个例外，至少还没有脱离开他所喜爱的行业。
